卡勒望湖Ⅰ号遗址位于阿尔泰山脉西北侧边缘,所处地域与我国新疆的额尔齐斯河流域相连。15年,中俄联合考古队发掘了该遗址,发现少量灰坑等遗迹,出土陶片、石器、铜器以及与冶炼有关的遗物。该遗址的整体文化面貌属于青铜时代的耶鲁尼诺文化,为研究额尔齐斯河沿岸冶金技术的传播提供了重要资料。15~216年,在吉仁台沟口遗址清理房址2座及早期墓葬8座,出土陶器、铜器等遗物1余件(组)。该遗址为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是目前为止伊犁河谷发现、早的青铜时代遗址,为建立该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1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发掘了漳县墩坪墓地的27座墓葬。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土坑偏室墓两类,部分有二层台,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填土中有殉牲。出土遗物有铜器、铁器、金器、骨器、木器、陶器及串饰等,铜器有车马饰、、工具等。根据随葬品和葬俗特征,这批墓葬应是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西戎文化遗存。洛阳唐宫路CIM556战国墓出土一件有铭玉戈,其铭文有"毕公左徒"与"毕公左御"两种不同的释读,也因此产生了对墓主人身份的不同猜测。本文通过对"徒"和"御"的古字与玉戈铭文进行比较,认为此戈之铭文当为"毕公左御"。从墓葬规制及出土情况来看,此墓为士的墓主,当是王族成员为毕公之御者。春秋的出土资料及传世文献中不乏西周家族后裔活动的记载,毕氏家族也有可能延续到了春秋乃至战国时期。其时东周王畿内并无毕地,故毕公为其他改封毕地的可能亦可排除,此毕公应是西周开国重臣毕公高的后裔。据其御者仍有士规模的墓葬可知,毕氏家族在战国时期并未绝封,且仍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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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翡翠寄卖"晋侯请隧"的"隧"不做墓道讲,而是指乡遂制度中的"遂"。考古发现的商周墓道均是上无负土的斜坡形墓道,没有发现所谓"上有负土"的天子使用的隧道;商周墓道的使用情况十分复杂,不存在墓道等级制度。当时墓道的主要功能应是修建墓葬时方便出土和下葬时输送棺椁和随葬品。
新北翡翠寄卖吕师孟是南宋晚期的"吕氏军事集团"的成员之一。身为被文天祥点名斥责过的南宋降臣,吕氏家族入元后的处境颇为尴尬,传世文献中的资料甚少。年出土于苏州的吕师孟墓志铭,完整记载了墓主的生平、宦迹及姻亲状况及其入元以后的发展轨迹,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墓志铭显示,吕师孟为吕文福而非吕文德之子。入元以后,吕师孟除了与南方故交继续交往外,还与北方的大官僚和士人建立起新的关系。吕氏在文天祥的文集和墓志铭中的形象迥异,盖由文献性质和作者立场所决定。同时,该墓志铭记载了南宋驸马杨镇的家庭信息,亦不见于传世文献。墓志作者为宋元之际的诗人方回。该文不见于方回的传世文集,《全元文》也未曾收录,是一篇珍贵的佚文,也是研究方回交游状况的重要资料。
新北翡翠寄卖笔、墨、纸、砚是主要的文书用具,关于它们的起源,文献记载中多说并行,难有定论。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有助于重新诠释笔、墨、纸、砚的起源。文具中笔、墨、纸、砚的出现时间并不完全同步,普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1年在南阳市一中新校址清理古代墓葬448座,其中M19M256两座墓属续建墓葬,这在南阳汉墓中极为少见。从墓室的砌筑方法看,墓室的筑造到续建墓室的修建时间应相差不远,是一种同穴不同室的合葬墓,这为研究东汉时期的埋葬风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秦式短剑概念提出已近二十年,其间出土短剑数量猛增,对其型式和年代有必要做一些调整。从秦式短剑出土数量多、兽面纹格形制高度统演变同步有序等方面可以认为它是秦人特有的一种文化因素。本文还根据出土新资料,从技术传统和纹饰风格两方面探讨秦式短剑的渊源当追溯至西周中原地区的兽纹柄剑,不应牵强附会北方草原风格物件。通过资料的梳理,可以认为冀北花格剑及中原各诸侯国花格剑也是西周兽纹柄剑的延续和发展。同时一些实物线索也显示,西周前期的柳叶形短剑、人面纹短剑,后期的兽纹柄短剑,以至东周大量流行的兽面格短剑(秦式剑和花格剑),它们的发展演变是传承有序的。